一方面，从总体判断而言，目前行政诉讼中，滥诉问题不是主流，更不是主要矛盾，首当其冲的仍是着力解决权利保障不足问题，特别是在新类型案件受理和审理方面，诉权保障尤其需要加大力度，而且，深层次的诉权保障即获得公正裁判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仍较为薄弱，也是当前行政审判需要重点发力的地方。
如果通过试验并经过评估，认为改革方案和措施不能达成改革目的、试验不成功，那么就应及时公布试验情况，分析失败原因，要么进一步调整改革方案持续试验，要么及时终止改革试验，要么重新设计和开启新的改革试验。考察近40年的立法情况发现，试行法与暂行法有试无验有始无终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在内容结构、制定程序、规范效力以及应用范围等方面与正式立法没有显著区别，故有人否定试行法和暂行法存在的必要性。
[5]关于我国试验立法的实践情况，本文第二部分做详细介绍。第八，处理好试行法和暂行法形成的社会关系或法律秩序的善后问题，维护法的安定性。因为行政业务被官僚垄断，而行政活动的对象又往往缺乏自主性，所以行政机关一般都缺乏反思性，只热心于转嫁在试行方面失败的责任。笔者首先考察了1979－1989年间颁布的已失效的试行类法律６部与行政法规20部，[8]结果发现，最短的施行期间为６年，最长的施行期间达32年，平均每部法律法规的施行期间为16.3年。此外，有些立法机关在废止试行法或暂行法的同时又会颁布名称相同或者相近的试行法或暂行法。
这时不仅会出现立法技术平庸化的问题，也很难避免久而久之出现某种不负责任式的制度僵化。这就说明以试行和暂行冠名的法，未必都是创制性立法。在完成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监督职责后，行政审判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尽可能使原告一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得以恢复和救济。
但是，根据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原告的财产损失肯定是存在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就不能简单以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损失大小为名，驳回原告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而是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4条规定，[7]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公正地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逐项进行分析判断，通过法官自由心证，合理酌定其损失赔偿数额。判决方式的类型化相对于诉讼类型化，不会因为原告诉讼请求错误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更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确需行政机关继续作出处理的，则应当在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同时，判决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落实行政诉讼法合法权利的保护目的，要注意克服两种错误倾向。
原则上，原告提出的凡是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和当地群众普通家庭正常生活居住情形下可能会有的各类物品，均应当予以认可，物品的价格可以结合市场价格适当折旧予以计算，酌定损失判决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回到撤销前的状态？这个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法实践未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判决撤销后行政机关是否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关键因素。
物品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按照物品的市场价值给予相应的赔偿金。判决方式的类型化不同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类型化。经指导和释明，当事人仍不能明确被诉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调解达成协议后，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对于规范性文件符合上位法规定，能够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根据的，人民法院亦应在判决说理部分详细说明理由，并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在裁判主文部分判决驳回原告提出的不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的诉讼请求。如果经审理无法确定原告是否符合颁证条件的，也可以判决被告限期履行审查颁证的法定职责，最终是否颁证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二是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是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等，判决在实体上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并未对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合法作出判断，且判决作出后仍需要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处理。第二，当事人通过行政补偿能够获得的奖励等必得利益。
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1条[3]的规定，对当事人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如何在监督权力、保护权利、化解争议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三个目的有机结合，同时在每一个行政案件中得到实现，这是司法实践最难以把握的问题。
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是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特殊权力，其目的就在于彻底有效化解争议。我们理解，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一是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意味着原告的合法权利恢复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诉讼的对象被诉行政行为原则上都直接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相联系。但是，行政诉讼法对当事人各方均不申请一并审理，也不另行起诉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11〕《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这里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是指判决被告限期支付相应的金钱给付数额。〔18〕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过程中的要约邀请行为、签订协议行为、单方变更或解除协议等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
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我们认为，法律规定对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应当依照该项规定判决确认违法保留效力，[14]不能作出一连串的撤销行为，制造更多的矛盾和纠纷。
第36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行政诉讼中，甲或乙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并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就民、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或者中止行政案件审理等待民事终审判决结果。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要向当事人释明有管辖权的法院名称、地址等，指引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正确理解《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后，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时，应当更加注重判决理由的阐述，对于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行政行为，应当在说理部分直接阐明被诉行政行为撤销后原告的权利恢复至撤销之前的状态。如果符合确认无效判决适用条件的，应当判决确认无效。（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解决纠纷，这是现代司法制度存在的最基本理由，行政诉讼制度亦不能例外。
只要是属于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实际损失，均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人民法院都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例如，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工商管理部门履行颁发营业执照的法定职责，经审理认为原告申请符合颁证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限期给原告颁发营业执照。
5.给付判决应当作出数额判决 行政给付判决适用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社会保障金支付等金钱给付类案件。例如，被告将原告正在居住的房屋违法予以强制拆除，造成屋内损失无法证明，法官就可以根据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结合原告家庭收入状况，一项一项进行审查。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如果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民事案件终审判决后恢复审理，并依据终审民事判决结果作出行政判决。应当返还的财产属于金融机构合法存款的，对存款合同存续期间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二是实体上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后半句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底线 行政诉讼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之诉。二是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由，无限制地满足当事人不合理、不合法的赔偿诉求。
但是，涉及法律或政策不明确的、有争议的应纳税事项时，税务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对该部分金额是否进入应纳税数额，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一）立案阶段的释明义务 《行政诉讼法》第51条第3、4款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
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起诉阶段对当事人的指导和释明，是人民法院的法定义务。举例说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甲依据合同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
